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20年代初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主要工业大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均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，其中既有制造业被迫转移等外力影响，也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内在必然，而后者往往容易被忽视。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2004年的8.6%上升到2021年约30%，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32.45%下降到2021年的27.44%，两业融合发挥着不小的作用。

      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并非物理性质的混合，而是依托特定类型技术创新进行的协同耦合。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技术，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促进了两业融合。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，催生出智能工厂、工业互联网、柔性制造等融合型技术形态，进而带动5G/6G和通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。未来，借助技术实现实时且大规模的工业数据快速传输，有望建立起与实体生产活动一一对应的 “数字孪生体”，为制造业各环节进一步大范围导入创意活动提供可能性。例如，在不增加额外成本条件下，动员优秀的专家群体同步或异步做出优化设计验证，并以人工智能为助手分析制造流程、物流链网，进行最优化处理。从生产角度看，单纯的制造环节占比将进一步下降，走向全自动化，而创意服务的主导地位或逐步强化。变化最大的是消费层面，借助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柔性可穿戴设备、脑机接口、全息成像等技术，可将“数字孪生体”实时投影到任何一个现实或虚拟空间，从而大幅拓宽消费体验服务场域。

      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交叉融合，还意味着行业形态发生巨大变化，需要商业模式、空间布局等紧密配合。在融合发展过程中，产品的市场交易从一次性交付“销售”，转变为软硬件搭配“租赁”，依靠分期服务收回成本，因此企业跨领域的平台化、生态化发展不可避免。看似简单的变化，使企业运营能力甚至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能力面临新的挑战，同时也带来重大机遇。相关产业需承担更大规模的先期投入，建设新型基础设施，并经历充满不确定性的成本回收过程。此外，采用园区、基地等相对封闭空间发展制造业的传统思路将不断被突破，为人流、物流、数据流、资金流等跨越区域甚至虚拟空间进行配置提供支撑。同时，产业与城市的关系将重新定位，“以产为先、城跟产走、产城分离”逐渐转向“以人为本、城随人建、产城融合”，将宜居和高效统一起来，塑造面向未来的美好城市。

       支撑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、模式创新以及空间创新都离不开制度创新。在推动产业深度融合时，需构筑支持长期发展的信心和稳定预期的机制，更加清晰地界定与保护产权，支持各类无形资产和知识产品进行精巧组合、复杂交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确保政策合力促进两业融合的同时，需着力预防和治理“大企业病”，其主要表现为，头部企业生产效率的上升往往以非头部企业生产效率的下降为代价。由于生产要素过度向头部企业集中，导致非头部企业要素条件恶化，最终不仅累及头部企业，也不利于产业高质量发展。预防和治理“大企业病”是较为艰难的制度创新，需锻造高水平识别、平衡与执行能力，既要充分发挥大企业规模效应等优势，又要防止中小企业与头部企业、大企业之间在生产率、收入水平等方面出现断裂，同时需助力新生企业蓬勃发展，为新质生产力开辟发展新赛道。

（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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